《财经》    2010年1月18日
 记者：董欲晓 

2010年1月13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仅适用于新资本协议银行和自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银监会表示，这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第一家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计提资本金的商业银行，预计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出现。

成型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监管银行业风险方面作用突出，已被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纳。2004年，在总结美国安然事件、巴林银行倒闭和亚洲金融危机等教训后，《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出台，也就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随后两年，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银行业得到广泛推行。

2009年3月，中国加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为“标准制定者”之一。而早在2005年，中国银监会已着手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随着最新的预评估程序启动，市场普遍预期，从2010年起，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会因新资本协议的推行而上调。但《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趋势恰恰相反——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预评估进行时

2009年12月，银监会先后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等三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关文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中国渐行渐近。

2008年，银监会批准了几家银行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农业银行、中国银行（601988.SH/03988.HK）、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四大行外，另有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等。

目前，银监会正在对上述银行进行预评估。

一位中国银行人士表示，银监会正对该行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并与相关项目组和部门访谈，检查文档，预评估将在今年4月基本结束。农业银行已在去年11月提交了预评估材料，建设银行也将很快接受预评估。

业内预测，今年4月左右，申请正式评估的窗口将打开。银监会在接受评估申请后，仍需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审批。

当前市场普遍预期，银行资本充足率会因新资本协议的推行而上调，但《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趋势恰恰相反——大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对于大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更为精准的测量，对货款风险权重进行更精确的定量，从而放大资本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这种下降可能受到监管者的制约。

德勤北京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李师刚推算，第一家按新资本协议计提资本金的国内银行，最快有望于今年年底出现。

除了上述获批银行，多家中小银行对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态度积极。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光大银行、浦发银行（600000.SH）、徽商银行、南京银行（601009.SH）、渤海银行、大连银行等都在自愿推进中。

标准普尔金融风险咨询服务团队董事徐天石向《财经》记者表示，“业内也没有想到，国内中型以下银行（对实施新巴塞尔协议）这么积极。”

一位银行业人士分析，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存在漏洞，但依然是目前银行业监管的“最佳实践”，国内银行规模扩张迅速，对风险管理的要求迫切。

他提到，除了“内在需求”，银行积极推进新协议，也有“提高形象”的目的，这对于银行日后再融资会有帮助。

松绑还是束缚？

2009年10月，路透社引用业内人士测算结果称，新资本协议实施后，工商银行贷款量可能剧增30%，该行可能“更精确地计量风险”，从而用较少资本金，撬动更多贷款。

该分析还称，由新协议引起的贷款量扩张，“将对保证中国银行业的主力军维持明年可持续放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对旧版最大的改进在于，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进而计算自身所需资本充足率。这意味着，各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差异化将加大,既可能高于目前监管要求，也可能低于要求。

综合多方信息，国内银行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一般低于当前监管要求。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09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明确表示，当前，银监会对中小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而对大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

一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风险咨询部门负责人表示，在目前进行的项目中，大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个别银行计算的结果高出银监会要求”。

一个可供参照的例子来自汇丰银行。该银行2008年利用新资本协议测算所需资本充足率。结果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和11.8%。在使用内部评级法前，该行两个数值分别为9.3%和13.6%，前后对比，略有下降。

但是银行自己测算出的结果，还需通过监管部门的认可方能生效，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差异被“熨平”。

“如果银行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与之前有很大下降，在监管部门那里是通不过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赵先信说，“监管部门肯定会控制新协议实施平稳过渡。而可能的结果是,资本充足率只升不降。”

资本充足率不会发生大波动的原因有二，赵先信分析，首先是新协议“平稳过渡”的需要；另外，若实施新协议的银行资本金得以大幅节余，则对于其他未实施的中小银行来说，意味着不公平竞争。

新协议实施后，资本金的变化或许只是表象。业内普遍认为，新协议的精神，不是“资本金多”或“资本金少”，而是“资本金的品质好不好”。

“以前银行做很多业务，就是蒙着眼睛做。我在银行做过的，把人家财务报表拿来看一下，就判定贷款风险有多大，实际上心里没底。”一位曾在国有银行工作过的人士表示，“新资本协议则利用模型评估风险，结果客观透明。”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计量信用风险使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与贷款权限相联系，其反映的风险分布须向高级管理层汇报。

“新巴塞尔协议鼓励银行内部上下一致的决策，更多强调的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徐天石说。

数据缺失之难

新资本协议在中国推行，最棘手的是银行普遍缺少质和量俱佳的长期数据。

而一些模型的风险计量需要扎实的长期数据，例如违约概率要五年的数据，违约损失率要七年的数据。很多银行在这方面“不过关”。

“我见到的一些银行，违约、清收、抵押品估值等数据都没有。”一位熟悉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流程的人士说。

这得到了贝恩合伙人、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业务主管莊瑞豪地印证，他说：“中小企业和零售市场风险管理模型所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不全，甚至没有。”

“数据量要够，质量要高，才能建模，进而准确计量风险。”德勤北京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李师刚总结，“新资本协议实施所推动的不仅是风险计量技术和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更是一场数据管理的革命。”

对于暂时无法满足的数据，银行采用外部给定的办法。如信用风险计量所需参数包括：借款人违约概率、债务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国内银行普遍做法是，第一个参数采用内部评级法确定，剩下两个采用监管部门提供的经验值。

一位银行业人士透露，工商银行凭借较长时间的数据积累，有意一步跨越至“更高要求”。中国银行相关人士则表示，“目前各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质量和管理好于外部想象。”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国内银行在分拆新协议实施项目后，是否能有机地再度整合？据了解，国内一家大型银行，分拆项目多达六七十个。

莊瑞豪告诉《财经》记者，“国内的项目管理能力不强，现在推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往往分拆成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子项目。这需要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咨询公司来做。往往单一的项目都不错，但是合在一起就可能有数据定义、系统衔接、管理边界等问题。”

此外，国内银行推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耗资不菲。

“每年银行都会进行项目开发。运营费用包括网络升级、技术更新、数据库建立等。”一位银行人士分析，“各家银行不同，不过普遍以亿元人民币计。”

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将较大地增加银行的基础设施投入，尤其会增加咨询和IT成本。来自英国的经验是：几家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投入大约在6000亿至1.3万亿英镑之间，其中60%以上用于改善数据和IT系统。

规则完善的局限

如此之高的成本，是否能够换来银行业风险防控能力的真正提高？

就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欧洲银行广泛推行的第三年，全球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欧洲银行未能幸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遂遭人指摘。2008年上半年,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效力几何。

国际清算银行是促成巴塞尔协议诞生的主要国际机构。其行长杰米卡如纳在2009年9月金融危机一周年时，接受媒体采访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大规模地改变巴塞尔协议。我们正在着手做的是改进新巴塞尔协议。”

为回应对新协议的质疑，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征求意见稿）》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协议（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

普华永道咨询部业务总监翁涛分析,两份文件提出的重要改进措施值得特别关注。比如以前要求资本充足率的“量”，现在更多关注资本的“质”。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杠杆率等往日盲点也被纳入到意见稿中，监管“顺周期性”的弊病也被正式提出。

对于国际风向标的变化，正在推行新资本协议的中国监管者反应迅速。

2009年12月18日，就在上述两份文件发表的第二天，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财经》年会上强调，未来银行业监管要“更加重视资本的质量，在资本构成中不断提高以普通股和利润留成为内容的核心占比；同时更加注重克服资本监管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在经济上行周期累计起较多资本，以供经济下行周期时吸收消化较大损失之需。”

但规则的日臻完善，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可以高枕无忧。

“次贷危机就是很多人过度迷信模型，忽略其背后不足导致的。”莊瑞豪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要避免的是‘惟模型是从’和‘追求理论上的完美’。而这恰恰是当下我们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特别是在实施新协议的头几年，千万别对模型太有自信。”惠誉（北京）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高级董事朱夏莲也表述类似观点。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