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edIn
微博
微信亚太地区的崛起
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出色表现，众多的投资者、企业家以及战略分析师长期以来关注着亚太地区的发展机会。但历史上的痛苦经历教训也提醒我们，亚太地区高增长与高风险并存。
亚太地区是由在政治，文化经济多方面差异巨大的多个国家组成。印度，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正努力吸收大量年轻人口作为劳动力。相比之下，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许是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探索得最为深入。这一地区中还包括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缅甸。当然还有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也属于一党执政。由于国家间巨大的差异，我们在了解该地区的现状以及预测前景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企业领导人而言，到2025年，亚太区将迎来既熟悉又陌生的战略性挑战。新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带来更多的差异与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需要基于绝大多数市场（而非少数在历史上较为动荡的地区）的情况，来进行经营策略以及政治动态的权衡。
机会规模
亚太市场的现有规模和未来增长机会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但是新兴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上个世纪的西欧或者北美存仍在显著差异。
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量显著提高，特别是中国已经步入全球贸易的前列。相比而言，自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和西欧地区从中国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中国目前面临着恢复与两个地区进口业务的巨大挑战。这说明亚太地区主要还是采用结构化贸易模式来满足区域外的最终需求。
聚焦中国
任何对亚太地区未来十年的预测都必须首先考虑到中国——亚太最大的经济体及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无论从地域因素还是经济因素来看，中国均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心。除非中国成功步入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否则作为拥有此等规模和影响力的大国，它可能会阻碍位于其南部的其他小规模和欠发达国家实现增长愿景。但中国的动向却不会受限于任何邻国的个体或者集体行动。下文描述的几种场景将阐述前述现实。
未来十年亚太这一充满生机的地区及其核心国家中国将如何发展？不断变化的地区动态将对全球增长和地区稳定性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共总结了5种场景，概括介绍亚太地区截然不同的未来发展情况，同时我们的分析也表明各种场景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以下重点介绍其中的两种。
场景1：基本预测。中国经济将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型成为速度较慢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同时带动其他亚太经济体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强劲出口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根据我们的基本预测，未来政策将主要关注刺激国内消费。虽然这是一个经济体的自然变化趋势， 但是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模式进行重大改革—首先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中国金融行业。对中资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目的是降低高储蓄率，提高资本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坏账率。
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为国内消费驱动型增长，需要在其他方面进行重大改革。首先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提升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购买力。为了防止工资红利被消费价格上调所抵消，企业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利润率。此外，充足的资本供应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为了适当调整资本供应，需要降低家庭储蓄率，特别针对大多数富裕消费者。
随着普通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政策将对超富裕阶层进行制约，旨在摆脱“资本过剩经济”。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提高消费者的借贷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消费力，抵消投资资本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
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战，他们必须解决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难题。首先，如果倒闭企业数量增长导致失业率提高，工资水平就很难提高。降低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可能会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延缓亏损企业的倒闭时间，只会拉长痛苦的经济调整期。
降低高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第二道陷阱。如果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力提高之前抑制了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力，可能会起到降低消费的反作用。
在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将受到最大的冲击。银行需要降低借贷利差来提高存款利率，降低家庭储蓄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金融行业和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也需要政策支持去控制（不良）资产和稳定资产负债表。
如果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能够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亚太地区的各大经济体都会从中受益，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国家扩大了出口发展空间。为了最大化国内消费增长的积极影响，中国有可能会限制外国资本进入蓬勃发展的国内消费者市场，同时维持庞大的出口量，从而抵消对原材料和高端制造品的持续需求。
场景2：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转型。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利用税收、支出手段以及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建立福利制度，自上而下地向国内消费型经济转型。
未来十年，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共产党和政府很可能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将利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控制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平衡。而且，在场景2下政府主导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通过福利制度的建设来刺激消费。为了更好地控制经济转型的步伐和方向，政府还将通过税收手段引导资本形成，并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军事以及其他由政府管理的活动中。
中国经济转型的力度将与第1种场景高度一致，并且指向相似的目标。比如通过对富裕人群、发达沿海城市、企业和消费进行征税，支持贫穷落后的内陆省份的发展，中国政府既可以减少存款和投资，又能确保消费实现相应的增长。
如同在基础场景中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进而拖累整体GDP的增长。这种情况下的很多“投资”，或许应该被理解为是由政府借款或税收支持的“影子消费”。政府积极利用征税权来实现征收资产的目的。此举既可以减免债务、调整国家财源，又可避免引发持续的通胀和收益曲线长期趋平的风险。
在所有场景中，场景2在经济重新配置和稳定性方面是最有可能的预测。这一简单而粗暴的解决方式延续了中国政府长期的政治和政策方向。
结语
亚太市场的活力不仅体现在它的高增长率，还体现在向领先市场和行业转型中尚未成型的发展模式上。对于关注亚太区域的企业高管和金融投资者而言，这些场景的广度和宽度说明谨慎监督和管理相关风险至关重要。无论在哪种场景下，2025年亚太地区所呈现的领先市场和行业模式与当前的模式均截然不同。虽然中国是亚太区最大的经济体，但这不能降低中国国内的市场风险，反而会增加在中国国内和亚太区域内的风险。
与亚太地区有着直接或紧密间接关联的企业如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区域多样化，则能够起到“自然对冲”的效果，具体视亚太地区最终会实现哪种场景而定。而企业如果建立了能够应用于对冲市场的可复制模式，则既能够规避风险，又可以推动增长，这就是确保规模且跨市场的“珍珠链”战略。
金融投资者也可以充分利用亚太市场中的自然对冲作用，在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挖掘该区域巨大的增长潜力。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能够提供无风险的超额回报；全面聚焦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奥里特∙加迪耶什 (Orit Gadiesh) 为贝恩公司董事会主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成员、前主席。
唐麦 (Michael Thorneman) 是贝恩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来源：《财经》、《哈佛商业评论》达沃斯专刊